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作为司法裁判的结果如何验证进行探讨，避免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的过于主观化，从而实现价值判断的可控。
本来对此便有腹诽，对比美国做法，更是感慨：如果学生连教材都不肯买，还敢要求学生什么。即使学生上课不发言，内容也是一定要事先预习的，相关问题也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和思考的。
在寒假放假之前，法学院通知bridge所要开设的课程，教师也会通过小招贴的方式的方式提前宣传课程的内容。评价的方式是教学辅导人员来到课堂，向每一位学生发放一张评价表。黑板巨大，讲桌非常小。这些参考题的内容要求学生对宪法有一个全景式的思考，既包括对宪法的历史、政治与哲学背景的定位与判断，也要求学生从法律上整体把握宪法文件的性质，还要求学生关注作为法律文件的宪法的个别条款，帮助学生纵深把握、洞悉宪法的政治与法律的双重品性。国内一向有轻视教材的传统，教授既不认真编写，装帧也不甚讲究（近年有好转），价格也低廉。
斜觑了一下旁边座位同学的教材，发现密密麻麻用彩笔作了许多标记。宪法学教学目的清晰明确，视宪法为法律之一种，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能够运用宪法知识的律师。还有的说，民主是个坏东西。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在这次尝试中，法理派与礼教派围绕法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国王等等，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意义。 【摘要】为深入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有必要探讨或重申以下五个命题：其一，法治即依法治国，与民主、宪政、人权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内含着所有人都要守法的要求，其深层含义是依法治官。
[25]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与柏拉图起了冲突。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又重申了这一提法。
可以说，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将严重违反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就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有机结合。[29]黑格尔相对客观的评价是：柏拉图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之一。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参见［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年，前言。因此，不仅道德规范本身要作高、低层次的区分，其遵守者也应当有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区分。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法谚王在法下、法律至上、法律是法官唯一的国王、在专制社会中，国王就是法律。
第二，在这里工作就是工作，没有其他的事情烦人，比如跑关系、找领导、拉关系，还有最烦的就是天天开会、周周开会。[2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3页。
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但没有社会公众的推动，就不可能有顶层设计。尽管文革十年的人治之祸依稀就在昨天，要法治，不要人治已经从学术公理上升为我党的政治宣言和治国方略，但当下仍有人念念不忘人治的优点，是因为健忘，刻意追求荒诞，还是别有他图？ 回顾三十多年前那场围绕法治与人治的争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学者为人治贴金，主要依据是秦国重用法家的代表人物，任法而强，灭六国而成一统的史实。
[38]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部署依法治国问题，是党中央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而美化人治的言论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16] 参见百度百科，民主词条。[65] 在这里，昂格尔所指称的法律制度其实就是民主制度。中共诸君有无办法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对于这种模糊认识，当时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标志，应该是法律与个人意志（或者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日不落帝国的荣耀使追求法治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潮流，英国的宪政之母之誉也可换言为法治之母。
他想赎买，磨坊主却死活不卖。其五，法治的达成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环节的良性互动，而且离不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权利文化、精英人物诸因素的共同作用。
法治的达成过程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相对的短期性以及冲突与和平相交织的动荡性。按照法治原则，对思想的规范，不能诉诸法律，只能诉诸道德。
换一个角度看，自汉独尊儒术以后，我国古代社会中勇于变法者不乏其人，又有谁改变过那历史的周期率？在家天下的人治社会中，哪一家学说能确保一姓之天下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所以，法家亡秦论对法家的归责其实又是一种刻薄的挑剔。但是，这年4月6日，明治天皇以向天地神祗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提出了初步的政治改革方案。
[49]梁氏于1899年在其《爱国论》中再次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43] 此后，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2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9页。政府官员每4年按公选的方法轮换一次。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70]可谓一针见血。这样，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统治就在两个维度上使古希腊的法治理论得到了升华：其一，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经过1200多年的锻炼，成为一条不容置疑的铁律。
然则立强中御外之策，而欲以忠义号召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洲之力，以成天经地义之道，而行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者，其为设议院，立议员，而复民权矣。后者在其早期著作《理想国》中主张由哲学王治理国家，是人治理论的鼻祖。
鉴于此前260多年里天皇成为傀儡的历史，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寻求大权独揽才符合常规。该词意指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和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特殊的群体道德。
于是，他一怒之下派出宫廷卫队把房子强行拆了。[69]我国要实行法治，需要完成从义务文化（人治文化）向权利文化（法治文化）的转型。其三，实行法治，需以保障人权为依归。钱穆有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7] 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374页。
[39]这一提法在当时尚不引人注目。因此，设计一种具有如下特点的法律制度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了，这种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当调和彼此利益的对立，其程序则应当使几乎每个人认为服从这一程序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他偶然寻求的目的是什么。
[67]离开了民主，宪法和法律所宣示的普遍守法原则就会成为具文，就不会有法治。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
